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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吉姆·奧尼爾(JimO'Neill)為高盛資產管理公司前主席、“金磚四國”概念的提出者。原文發布于智庫Bruegel，點擊這里閱讀英文原文。
2001年底，我第一個使用“金磚四國“（BRIC）這個詞來形容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并列出未來十年內這四個國家會怎樣繼續擴大其影響力。2003年，我和高盛的同事們設想，如果2050年金磚國家和其它大規模發展中國家充分發揮潛能，世界將會大為不同。
是這兩份論文使“金磚”這一表述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也使我成為了這一觀點的中心人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之后的13年半，在金磚集團里中國真正成為了經濟主宰，不止是因為其經濟規模，還有中國在世界經濟中與日俱增的重要性。截止至2014年底，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總量(PPP,以美元計算)已超過十萬億，事實上已經超越美國。中國十萬億的水平是另外三個金磚國家總和的1.5倍，也超過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總和。中國以PPP計算的經濟總量已是日本整個經濟體的兩倍（2003年度論文中，我們認為2015年中國經濟規模可以趕上日本，但現在已是兩倍了）。中國的經濟規模比我第一次提出“金磚”這個概念的時候擴大了將近十倍，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也增長了一倍之多。
以規模和增長來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經濟和另外三個金磚國家經濟一樣，增長遠遠超出預計。不過，2010年至今它是唯一一個增長超出我預期的國家。另外三個國家中，巴西和俄羅斯增長均不及我的預期。2010年我曾預測中國經濟在2011至2020年每年增長約7.5%。四年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均值是8%。
所有這些意味著，中國經濟仍在2027年超越美國（以美元現匯率計）的正軌上，并且借由中國的優勢，金磚國家經濟總和將超過G7國家經濟總和。當然，12年是很漫長的，期間很多事情可以向不同的方向發展，但如果中國繼續向現在發展的方向行進，這一預測將成為現實。我想強調很重要的一點，這一預測中我已經假設中國會在實際GDP增長速度上放緩，因此除非中國經濟戲劇性地放緩，現在我們看到的減緩和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預測中的假設是一致的。下面我將闡述中國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名義GDP增長對生活在中國的中國公民來說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他們自己的財富才是關鍵的（或許他們的健康和快樂也是）。目前中國人Z合口增長穩定，甚至稍有減少，中國的人均GDP應該會隨著名義GDP增加。另一重要條件是，人均GDP已飆升到8000美元，直接反映其快速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社會不平等的數據顯示中國最富和最貧困的人群收入差距已經拉大，過去13年半中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已脫離貧困。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中包括將貧困人口減半，中國的發展是其達成該目標的關鍵。事實上，這一目標于2010年達到，比計劃早五年，導致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研究人士建議提高貧困的衡量標準。中國輕而易舉地成為了為這些卓越發展貢獻最多的國家之一。
那么現在中國的前景怎樣？需要優先實行哪些政策？該如何應對其國際重要性、扮演其全球治理（包括人民幣的使用）中的重要角色？
近年，我和一些對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的知名評論人士進行了很多辯論，很多論點對我來說缺乏束縛力，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無法看到他們論點的正確性。很多爭論來源與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官方數據顯示，現在略超50%的中國公民在城市中居住，比20年前已經進步很多，但距離發達富有國家的70%標準還差很遠。然而，這是中國經濟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證據早在英國工業革命時就已非常明顯；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城鎮居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從各個方面為經濟提供動力。OECD近期發布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報告，和上述論調相符，表示大規模的城市化通常與強勁的生產力增長有直接聯系。
如果中國距離70%的均值已經很近，經濟增長動力會減弱，我就不會如此樂觀。當然，官方統計數據可能低估了中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我知道有一部分人相信事實就是如此，但現有證據無法說服我。
從這樣的觀察結果引申，我認為中國應采取的最重要的政策是給予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戶籍人員同樣的公民權利。盡管可以預見城市戶口突增帶來的挑戰，如果外來務工人員無法獲得同等的權益，城市化的理論性益處無法實現——包括基本的購房欲望衍生出的裝修耐用消費品花費。外來務工人員可能也會把工資中很大一部分存入銀行，現代政策將保證他們能夠和城鄉居民一樣，通過醫保及社保的渠道收益。
我碰到過一些中國發展的質疑者，他們稱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沒有足夠男性參與到城市化進程中，如果現實如此，將會成為問題。關于這一點，我認為正式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是非常合理的。長期經濟增長受限于兩個因素：工作人數和他們的生產力。如果不在人口政策上后退一步，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面對嚴峻的人口挑戰。同時我相信，隨著每個家長個人財富增長，自己決定孩子的數量可能為他們帶來安慰。不少證據表明在人們變得更富有且更有知識之后，他們處于各種原因通常選擇少要孩子。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必害怕中國將面臨新一輪人口爆炸性增長。以一種溫和的方式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會是非常受歡迎的。
在實行上述兩種政策的前提下，我欣賞中國政府增加經濟中消費比重的愿望。如果中國帶著自信、警醒和誠懇解決前文中的問題，中國可能會向著外界看來難以達到的目標又進兩步。根據官方數據，近年消費占GDP比重稍上升至35-40%。這一水平有待大幅提高。雖不必達到美國70%的水平，但至少應提高到50-55%這一范圍。實際上，60%上下會是正常且可持續的。
外來務工人員獲得和戶籍人員相同的權利之外，中國應保證維持一個可信的社保和醫保系統，并發展退休金計劃。這些必要因素可能會減少中國過高的個人存款率，幫助推動消費。其他正常周期性的因素，如就業和實際收入增長，顯然也是必要的，但上述結構性驅動力需要作出更多改變。
中國經濟總量估算值中投資容易高估，因此現有數據中反映的個人消費可能比實際水平要低。所有的官方經濟數據需要更準確，這對中國政策計劃是必須的（對任何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但即便數據不需修正，切實增加消費者的作用對中國來說很重要。
這一理論的根據很簡單，過去20多年中國驚人的出口及投資增長速度或許很難再繼續下去。全球信貸危機以來，中國出口增長已經大幅減緩。這并不令人驚訝，出口增長的決定因素通常是出口市場中的需求以及出口的相對價格，即匯率是關鍵。很多發達國家需求減弱，人民幣穩步升值，幾乎可以確定中國出口風一般增長的日子快要結束了。這不意味著中國無法出口或在出口市場上無法競爭，但其看似無止境的出口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維持穩定的增長速度需要增加消費。
目前投資過多讓人擔心。原因一是這種狀態不可持續。二是過去幾年，同樣的投資已不能增加像過去一樣多產值，這樣的不良效應可能導致經濟損失。幸運地，政策制定者同時也發現了這一問題，積極控制投資以為消費增長騰出空間。
從上述主題延續，我支持聚焦增長“質量”，即渴望將知識在經濟和社會中的作用擴大。生產及生活應改用更環保且更有效率的燃料，以維持城市鄉鎮環境質量。
由此引入最后兩個話題，金融以及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地位。
2015年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決定是否會將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SDR)，屆時IMF需進行既定五年一次的貨幣組成評估。中國明顯已久滿足三個主要條件中的兩個，即經濟規模和國際貿易市場占有率。盡管人民幣可能無法滿足第三條設立的要求，即儲備貨幣權，人民幣在這一方面于過去的幾年中地位已大幅提升。我認為IMF應同意人民幣加入SDR，而不應受其他影響，如人民幣不能真正自由流通的論調，及美國不愿讓中國在全球貨幣體系中變得更重要而發出的抗議。我從很久之前開始主張，美國和歐洲早就應該在IMF和世界銀行中為更強大的中國（和其他大型新興經濟體）讓出空間，并讓他們在G20中也扮演應有的重要角色。盡管可能是美國內部政治因素阻擋了國會通過G20成員提出并同意的計劃，如果這些因素干擾人民幣加入SDR，這一結果將是不公正的。
在這點上，我贊揚英國政府近日做出的作為創始國加入新建亞投行的決定。
與其他很多人不同，我不認為人民幣需要具有像美元及歐元一樣的自由流通性，至少沒有急迫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將人民幣供全球使用前，中國需發展其利率系統及金融市場。
明年，也就是2016，中國將于1月成為G20峰會主席國，這對世界和中國來說都有重要歷史性意義。這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以展現其擔任更多全球性責任的能力和愿望，這樣的全球影響力將與中國的經濟能力相當。中國應提出無異議的政策計劃，以此領導G20。這一點上，我正與政策圈的朋友開展對話，建議中國首先將抗生素的話題提上日程。我正帶領一個由英國首相組織的評估小組，致力于為這個大規模、全球性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案。我迫切希望這一挑戰可以得到G20的關注。未來我們可能都對抗生素免疫，危害全球社會健康，因此我們需要發展醫院治療以及現代應對手段。我的評估小組發表的論文中已預測如果該問題在2050年前無法得到解決，每年將有一千萬人死亡，其中超過一百萬人在中國。我們同時證明該問題將導致全球GDP損失一百萬億美元，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將遭受最慘重的打擊。我認為最佳的解決方法正是由中國在G20上提出這一問題，幫助我們避開不必要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