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公司老總來說，人類學似乎是一個很時髦的概念；對于管理學家來說，人類學似乎也同工商管理沒有多少直接關聯；然而對于社會學家來說，人類學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學科。但是，成熟不等于沒有爭論，在人類學的發展中，一直存在著兩個方向，一個叫做體質人類學，一個叫做文化人類學，這兩個方向經常打架，概括起來，體質人類學特別推崇科學，本身也已高度科學化，而文化人類學則推崇人文，沒有多少“科學氣息”。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學，這兩類學者就合不到一起，曾經導致他們的人類學系分家，“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分道揚鑣，各干各的。但是，這種偏見對于學科的全面發展畢竟不是好事，而且在外人眼里也不好看，于是，分家鬧騰了十來年，最后又重新整合到一起。觀察人類學內部的這種分歧，對于引領管理變革不無啟示。
上世紀50年代，英國的C.P.斯諾發表了《兩種文化》的講演。作為財政部公務員和小說家的斯諾，敏銳地感受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隔閡，認為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已經分裂為兩個極端集團：一極是文學家（狹義的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尤其是物理學家），二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小說家的東西，物理學家是不看的，而物理學家的東西，小說家看不懂。文學家認為科學家過于樂觀、淺薄，缺乏人文底蘊；科學家認為文學家短視、反智，看不到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光明前途。在文學家眼里，科學家是文盲加上技術偏執；在科學家眼里，文學家是科盲加上杞人憂天。即便互相之間照顧到面子不說得那么決絕，也是一種指尖碰觸一下帽沿的禮貌，而不可能形成敞開心扉的交流。兩種文化的沖突已經嚴重影響到人類的發展。科幻小說《侏羅紀公園》作者是科學家，他對科學的反省使他轉向文學家，并通過小說表達了對人文缺失、科學一枝獨秀的擔憂。
關于人文和科學兩種文化的沖突，已經有不少人在進行研究。但是，從兩種文化沖突角度來觀察管理思想的發展演變，似乎還很少有人注意。如果我們把斯諾的看法移植到工業革命以來的管理領域，就會發現，管理思想的演變，正是在兩種文化的張力推動下，或者說是在兩種文化的互相牽制和矯正下，推動著管理理論的發展。
在工業社會之初，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來推動管理思想探索的，有兩個非常杰出的人物。一個是英國的數學大師巴貝奇，他試圖把各種數學方法用在剛剛興起的機器工業生產管理中，寫出了《論機器制造業的節約》。另一個是英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他在自己的紡織廠熱心實驗，用人道主義的關懷改進對工人的管理手段。由此，奠定了管理學發展的兩條路線：一條是科學化路線，另一條是人文化路線。兩條路線似乎根本沒有相交，然而，在他們身后，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兩條路線在向未來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條，只要單兵突進發展迅速，另一條就會產生一種矯正效應。表面上的不相交，卻在事實上互相把對方拉到自己影響力所及的范圍內。盡管二者的基本傾向是互相排斥對方，卻正是因為排斥而產生引力，從而調整著管理學的發展方向。
古典管理學誕生之初，泰羅和法約爾可以稱為管理理論的“雙子星座”。工程師出身的泰羅高舉科學的大旗，他的宗旨就是以科學取代經驗，在他的努力下，企業管理從生產流程到組織結構，一切都要以科學為依據，一切都要服從科學，管理思想取得了劃時代的進展。然而，同樣是工程師出身卻更重視經驗歸納的法約爾，對管理的認識與泰羅截然不同。他以自己的高層體驗和豐富的實踐總結，特別重視管理中的人文因素。他所歸納出的五大管理要素和十四條管理原則，處處滲透著一種智慧的洞察。對于管理活動，他很少談到科學派掛在嘴上的“最優”，而更強調“恰到好處”和“微妙”。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泰羅和法約爾是完全不一樣的。法約爾為了消除人們的誤會，強調自己同泰羅并不對立，但是，他也承認他同泰羅的方法不一樣，正是這種方法不一樣，決定了法約爾同泰羅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比較一下泰羅和法約爾對待數學的不同態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兩人的區別。泰羅推崇數量方法，他的標志就是秒表，他的拿手好戲是“精確測定”；而法約爾不大提起數學，恰恰相反，在號召管理教育進大學課堂時，法約爾特別指出，大學里高等數學太多了，招生時對數學的強調過頭了，“預備課也特別重視數學，而且預備課里幾乎談不到學習文學、歷史與哲學”。法約爾甚至直截了當地說：“長期的個人經驗使我懂得，高等數學對管理企業是沒有用的，采礦工程師與冶金工程師幾乎從來用不到它。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們的高等學校的學生被迫進行漫長無用的數學學習，而同時又有很多必要的東西應該學習卻沒有學習。”（《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正是法約爾對數學方向的背離，才使得他所創立的管理學理論框架得以呈現出濃厚的人文色彩。
經濟大危機沖擊下，管理學經歷了從古典向現代的演變。揭纛現代管理的領軍人物是巴納德，而巴納德恰恰是一個知識結構上嚴重偏科的人物。他的語言天賦非常人能及，他的音樂才能足以安身立命，然而他的自然科學和數學知識嚴重缺乏，并因為缺乏科學學分而未能從哈佛畢業。在他統領貝爾公司期間，因為他那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對失業者的同情，對志愿活動的熱愛，使他贏得了極大的社會聲譽，領導公司從經濟大蕭條中走了出來，然而，他不重視利潤，不關心財務數據。當其他電話公司都采用了自動交換機時，他還堅持人工接線，因為溫柔的女中音要比冷冰冰的撥號音更好聽。問題在于，接線員在經濟危機中，會因為巴納德不裁員的承諾而感動，但在經濟正常后，卻會因為工資過低而惱火。正因如此，巴納德在管理的人本理念、協作本質等方面有著深刻的洞見，開創了現代管理學思想體系，然而在財務和贏利方面卻十分薄弱。他自己說過：“我是在把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的關心退到第二位的——雖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時候，才開始理解到了組織以及那里的人類行為。”這句話固然可以作為巴納德把人本放在效率之上的證據，同時也反映出他的軟肋。對巴納德的這種偏向，他的理論繼承人西蒙進行了出色的矯正。西蒙在觀念上完全接受了巴納德的理論，而在方法上卻徹底走向科學方面。西蒙自己認為，他并不是管理學家，而是科學家。正是數理領域的高深造詣，使西蒙成為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專家，并獲得了圖靈獎。西蒙一直強調，社會科學要發展，就得追求自然科學式的嚴密性和精確性。西蒙對從法約爾到古立克那種“管理諺語”的批判，對“管理原則”的放棄，處處表現出自然科學式的努力。西蒙的這種努力，不動聲色地矯正了巴納德的理論方向。當日本學者占部都美等人斷言“所謂現代管理學，就是巴納德—西蒙理論”時，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二人，實際上也是互相矯正的。
當代管理學中，依然存在著科學與人文的沖突和矯正。名聲極大的德魯克，完全不用數學方式，甚至極少使用數據說明問題。在德魯克的著作中，處處滲透著一種人文精神，卻基本上沒有類似于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影子。盡管德魯克并不排斥科學，更不反對科學，但是，他對管理的界定，始終沒有向自然科學靠攏的跡象，甚至社會科學常見的問卷調查之類手法，德魯克也一概不用。他的所有觀點，富有見地，卻很難用科學方法“實證”。很多人都認為，學院派對德魯克的排擠，是“有眼不識金鑲玉”，譏之以忌妒心理和小肚雞腸。但從學院派的角度看，如果對德魯克的各種說法進行數學式的求證，確實有可能發現瑕疵。所以，學院派認為德魯克不是學者而是“記者”，不僅僅是因為德魯克來到新大陸時的身份是《金融時報》派出人員，而且很可能是因為他的文章風格非學術化。德魯克對學院派不服氣的地方，也不在于要爭得一個學者頭銜，而是要把自己的寫作同新聞報道區別開來。所以德魯克強調他是作家而不是記者。如果把德魯克的著作同學院派的著作（如邁克爾·波特）相比較，就不難看出，德魯克更偏向于人文，學院派更偏向于科學。然而，德魯克的存在，對于學院派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幸事。正是德魯克（包括與德魯克類似的一批人）的研究，時時在敲打著學院派，使他們不至于在數學模型的道路上走得過遠，以致于同企業實踐完全脫節。而學院派那些充滿了公式和模型的論文專著，也反過來對德魯克式的洞見進行著各種科學化檢驗，防止其偏離科學。
上述現象，勾勒了管理思想發展的大致軌跡，細究起來，就這一主題，可以進行十分具體的探究。例如，即便在泰羅的科學管理團隊中，具有人文傾向而且對泰羅形成一定矯正的也大有人在。像泰羅的密友甘特，兩人的合作中也經常爭論，而其爭論的焦點，往往與科學與人文兩種傾向有關。同樣是工程師出身，甘特更注意人的因素，泰羅則抱怨甘特的某些做法不夠精確嚴密（如關于效率工資，泰羅的差別計件工資制力求精確，卻難以實施，甘特的任務加獎金制不夠嚴密，卻便于推行。細論起來，在管理實踐中的普及程度，反而是甘特的方法更實用更常見）。再如，西蒙的科學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同西蒙合作的密友馬奇，卻更傾向于人文追求。在馬奇同西蒙合作的《組織》一書中，幾乎完全被西蒙的科學傾向同化，而在馬奇自己的課程中，卻偏愛用小說和電影作為教材，試圖把管理教學和研究拉向人文一邊。再具體一點，同樣是研究組織學習的阿基里斯和圣吉，阿基里斯就立足于對組織學習給出邏輯和模型化解釋，而圣吉則突出領悟和人文化操作。類似現象，在管理學界比比皆是。
毋庸諱言，在管理研究領域，直到今天，科學和人文缺乏對話，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抵牾的現象依然存在，而且有時還相當嚴重。在中國，“文科傻妞”和“理科呆瓜”的戲稱，不正是科學和人文對立的映射嗎？盡管筆者很厭惡這種標簽語言中的輕浮、淺薄和妄自尊大，但正是這種缺乏尊重和理解的語言，反映出斯諾所說的兩種文化對立，在中國同樣嚴重，甚至更嚴重。即便是十分嚴肅的學術性對話，那種認為人文研究“不是學問”，或者認為數理研究“沒有價值”的偏見，也屢屢可見。重視這種對立，走出這種對立，是管理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撇開具體研究，從整體看，管理學在發展走向上，當今恐怕以科學化為主流。如果我們把判斷標準簡化一下，以對待數學方法的態度為基準，不難看出，科學傾向的研究往往偏愛數學方法，而人文傾向的研究往往不用或者少用數學方法。近些年來的管理學研究成果，不用詳細統計也可斷言，數量化。模型化方法的比例越來越大（經濟學比管理學這種傾向更嚴重）。但是，如果回顧管理思想的歷史，也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即真正提出某種理論，得到學界的廣泛引用，在實踐中產生了巨大效應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數理研究做出來的（或許只有赫茨伯格提出的雙因素理論是個例外）。包括那些習慣使用數學方法的學者，也會感受到這一點。提出弱連帶理論的格蘭諾維特，面對越來越細密的量化分析，曾經很自信地說，對于他的研究，直觀性的認知就已經足夠。然而，影響巨大的麥格雷戈、馬斯洛等人，卻正因為其人文偏向的“不嚴謹”飽受科學派的質疑。因此，當從事管理實踐的經理們都不看數理研究文章時，當模型建構已經變成學界自娛自樂的玩具時，呼吁管理學研究向人文的回歸，通過人文研究追溯管理的意義，調整管理思想的發展方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從這一角度看，人類學引導管理變革，實際是矯正管理思想發展方向的呼喊。不言而喻，這種引導是文化人類學的引導。或許，通過文化人類學，可以在管理研究的學院派和實踐派之間，架起一座新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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